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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陵近代瓷業先驅一熊希齡

    2019-03-16 09:47:36 admin 10

    在中國近代史上,熊希齡是個著名人物。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出生在湖南西部山區的鳳凰縣,所以常被人們稱為熊鳳凰,另外有表字叫秉三,熊希齡青少年時代人們就稱其“素有才名”,光緒十八年(1892年)中進士,隨后選輸林院吉土,時年22歲。

    熊希齡青年時期

    熊希齡青年時期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在光緒皇帝“興學堂,開言路”的思想指導下,支持熊希齡與譚嗣同一道在長沙創辦了“時務學堂”,熊希靜任學堂提調,掌管學堂行政事務,聘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這所學校堅持以維新思想為辦學宗旨,培養出一批思想先進的維新志士,著名的護國討袁將領蔡鍔,就是這所學校的學生。時務學堂是熊希齡參與創辦的第一所學校。

    長沙時務學堂部分教習合影

    長沙時務學堂部分教習合影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一月,熊希齡又與譚嗣同、唐才常一起創建了南學會,緊接著兩個月后他們又創辦了《湘報》,這些都是當時轟動全國的大事件。同年七月初三日(1898年8月19日)熊希齡接到了光緒皇帝準備召見的電報“迅速來京,預備召見”,正準備起程之時卻突發疾病,不能成行。誰知9月就在北京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戊戌政變”,慈禧太后誅殺了譚嗣同等“六君子”,熊希齡幸免一死。10月,朝廷降旨以“庇護好黨,暗通消息”的罪名,給熊希的“革職,永不敘用并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此后一直閑居在家,陳寶箴也因被此革職。

    陳寶箴

    陳寶箴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事件后,清政府追于列強壓力,答應在全國開放市場、便于洋人通商,湖南從岳陽起漸至長沙、湘潭、常德等地陸續對外開為商埠,于是大批洋貨傾銷內地,帝國主義列強開始對湖南更加瘋狂地進行經濟掠存。其中瓷器以日本、英國居多,大量運往中國,擠占市場。直到現在,仍能偶然見到當年的一些日本、英國的產品。外貨的涌人,致使湖南省內各業紛紛遭受打擊。醴陵土瓷業所受沖擊更大,正如熊希齡所言“近年以來,土貨滯銷,窯戶賠累幾至歇業,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晚清政府不甘心坐受洋人盤剝,同時也因受到“維新運動”的震動,無可奈何由大勢所趨同意“講求新政,興辦實業”。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開始改制,新設農工商部,以配合各省實施新政。

    同年12月,趙爾巽調來長沙任湖南巡撫。趙爾異上任后,署下各衙門官員仍舊是充滿了封建腐朽習氣,欲實行新政,靠這樣一班官吏,當然是“斷不可行”。苦于新政人才缺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痛下決心“因愛重熊希齡才學”,決定冒險給予保護和起用。由于熊希齡犯有前科,起用他只能潛意漸行,故首先聘他為西路師范學堂的體育教員,為進一步的起用打下伏筆。熊希齡不了解趙爾異的意圖,對擔任體育教員十分不情愿,便“求教國文、不許。又求教歷史,亦不許”。他沒辦法只好馬馬虎虎地教了一個學期體育。之后趙爾異召見了他,委任他為西路師范學堂的監督,并著他兼擬一個“整理湖南財政意見書”。文章擬好后,趙爾異十分滿意,倍加贊許。

    后來起趙爾異將其介紹給端方、載澤,并極力撮成熊希齡認載澤為”義父”。載澤是皇親國戚。名重一時的朝廷大員。這樣再由載澤保奏。熊希齡“永不敘用”的處分方才得脫。此時、熊希齡才始知趙爾異的一苦心,當初不許他教國文和歷史是怕他又惹出禍端。趙爾異就是這樣保護熊希齡,將他培養成中國財政官房學派的專家,最終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以熊希齡的才華和趙爾巽的提攜,這種難得的情誼也是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趙爾異湖南巡一職做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奉旨回京城,署戶部尚書。由陸元鼎接任湘撫一職。

    趙爾異離開湖南時叮囑熊希齡,一定要在教育和實業方面有所建樹,國家今后必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熊希齡為趙爾異的這番話深深地打動了。

    熊希齡有個同科舉人文俊鐸,字代耕,曾以一等知縣侯補湖北,由于為人清高,恥于官場交往的庸俗風習而沒有授過實缺。他說醴陵人,常與熊希齡談及身世,每逢談及他的家鄉,總要提到遍山的瓷士不能夠很好利用來造福鄉里,顯得無奈而可借。隨著交往的密切,他們逐漸意識到時局對實業的提倡是個機會,但興辦實業總要與民生相關才好,于是對醴陵的瓷士資源利用有了進一步的設想。但仿效景德鎮傳統來制造細瓷,難以突破舊制,又聯想日本洋瓷在湘傾銷,雖然可惡,但其瓷質的確美觀、“湖南士紳喜用洋式杯盤”。可見新式瓷器還是迎合了人們的心理愛好。他遂決定去日本實地考察,看看有沒有引進日本瓷業生產技術的可能。隨著這個念頭的日益增強,1904年9月,趙爾巽離湘后不久,熊希齡赴日考察教育和實業,實際以重點考察日本瓷業為主。赴日期間他見到了楊度和梁啟超這兩位老朋友。他們不約而同支持熊希齡興辦實業,造福鄉梓。這是熊希齡第一次到日本考察瓷業。

    當時由于“明治維新”的推動,日本政治、經濟、工業等方面發展都大有成效。在短時間內已經由一個落后的封建國家一躍而為世界列強。日本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發達的工業生產,使他大開眼界,“甚為感悟”。在考察日本教育的同時,他重點考察了日本瀨戶、西京錦光山、大孤萎明山及森村組等地的瓷器生產經營狀況。日本的瓷器生產狀況與中國大不相同,中國瓷業全部為手工制作,對窯溫的監測也全憑經驗而為。而日本則實現了制瓷的機械化,窯溫控制更是用先進的儀器,所以成品率高,瓷質優良。

    日本明治時期瓷瓶

    日本明治時期瓷瓶

    熊希齡主意打定,遂與日方廠商談妥,由日方先派一名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到湖南,以科學方法檢測醴陵瓷土確可用于細瓷生產,再購買日本的制造機器、原料,并聘請日本技師來華指導辦廠。瓷廠事務有了意向后他于同年12月回國。此時,陸元鼎離開湖南調任江蘇巡撫,由端方接任湖南巡撫一職。

    熊希齡回國后不久,日方派來一名工作經驗豐富的技師,他叫安田乙吉。熊希齡待安田來到湖南,便給他配了一名醴陵籍通事(翻譯),叫劉謙。隨后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ニ十九日從長沙出發去醴陵進行實地調査,五月三十日的《長沙日報》以《考求實業》文對此作了報道,稱為湘省“整頓實業之始”。他們不辭勞苦、馬不停蹄地深入到醴陵鄉間。文俊鐸參加了這次歷史性的實地調研工作。在醴陵的日子里,他們幾平走遍了全縣的山山水水,長沙《大公報》《省城窯業調査記》載文講述“溈山的瓷土原料極其豐富,遂聘了日本技師安田乙吉,就地考察,安田用化學分析成分,才知道可以拿作頂好的瓷器”。熊希齡根據赴日和大量醴陵調研的第一手材料進行分析、論證,終于對醴陵的瓷業振興形成了十分系統的實施方案。

    作為這一任湖南巡撫的重臣端方“思維敏捷,文理通達”(圖1-11),是晚清滿人中難得的“賢達官吏”。他接手湖南政務,同趙爾巽一樣,對熊希齡十分賞識,放手任用。熊希齡遂正式呈交了《為湖南創辦實業推廣實業學堂辦法上端方書》。端方當即作了批閱,“許以次第施行”,但又從穩妥考慮“先速辦一二校以觀厥成”。并按照熊“呈文”中“建設學堂及實習工場亦與他項學堂不同,約需經費銀一萬七八千金”,在善后庫銀中撥借18000兩,專門作為學校經費。學校定名為“湖南瓷業學堂”,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冬正式成立。日本方面派出了以安田乙吉為首共五人為學堂教師,指導安裝試驗設備,編寫教材。學堂按時招生,按時開課,日籍教師起到了作用。

    趁學堂正在籌辦之際,熊希齡不失時機,又上書給端方,名為《為創興醴陵瓷呈端方文》,專文奏請成立瓷業公司。

    這次端方除了看到這篇呈文而外,還同時收到了兩件瓷器,這是熊希齡在醴陵實地考察時帶回的現場試驗品,主要為了用實物說明醴陵瓷土品質之優良。而這兩件試驗品的由來卻是十分有趣,引人感嘆。熊希嶺在日本考察期間順便購買了一些釉藥和顏料,準備到酸陵后進行實地試驗,誰料想試件剛剛入窯便接到通知,馬上要趕回長沙,眼看著試驗品出不來,恐影響“呈文”的說服力,他非常著急。正巧有位姓廖的窯戶為提高產品質量,于景徳鎮購回了優質釉藥與本地土釉作對比試驗,燒了幾件試驗瓷器出來,熊希嶺只好權將其中兩件帶給了端方,并且在呈文中加上一段解釋,“該山窯戶有廖姓者,由景徳鎮購得釉藥一塊施于醴陵土質制成器皿,色極潔白,與景鎮窯無異;不過器式稍粗,由于工手之鈍,而其瓷質可以造畫、造色,因確有把握也。原器兩件,謹呈鈞鑒”。這樣一件小事,可見熊希齡為振興醴陵瓷業的一番苦心,今天人們回顧這些往事,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土瓷青花罐

    土瓷青花罐

    端方對呈文仔細研讀,認為熊希齡的呈文有根據、合情理,甚至對于生產、經營的細賬都進行了分析計算,并且還用實物來說明醴陵瓷土之優良,實在是考慮得細微、周到而難能可貴。遂同意該公司由官方出面倡辦,商民集股投資。

    事隔一個月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端方接到朝廷旨意,命其與載澤、戴鴻慈等共五位大臣一道出洋考察憲政。他又全力保舉熊希齡與袁克定等人作為隨行官員,朝廷照準了他的要求,批準熊希嶺以二等參贊官身份隨同前往。

    此次五大臣出洋分由兩路,載澤、徐世昌、紹英為一路;端方和戴鴻慈為另一路,熊希齡是端方的隨員。12月19日,端方、戴鴻慈等一行人從上海乘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輪船出發、考察的第一站是日本。由于在日停留時間緊迫,熊希齡只好抽空去找日本廠商落實前次商談關于瓷業學堂和公司諸多事務,四處棄走,疲憊不堪而毫無怨言。這次考察的重點在歐洲,因此在歐洲各國停留時間較長,一直到光結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回國。

    熊希齡回國后立即緊鑼密鼓著手籌辦湖南瓷業公司,并于《長沙日報》登載招股廣告。這次的招股非常順利,共招得股金5萬元。熊希齡這遂通知日本方面定購機器。在此期間,端方奉旨調任兩江總督。

    招股成功后,熊希齡又于當年11月25日以考察水利和商務的名義再次赴日,其主要為敦促日方辦理瓷業公司機器和原料事宜。這一次他又在神戶見到楊度和梁啟超。1907年1月9日回到上海。所購機器、原料隨后如期抵達醴陵。(圖1-14)

    由于一開始沒有建廠經驗,不久瓷業公司發生資金困難。他又積極奔走宣傳,號召擴股,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長沙日報》上再次廣告招股,又招得股金5萬元,使公司及時得到發展。

    在此之后的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統元年(1909年),熊希齡官運亨通,一年五遷。先是兩江總督端方委為督署總文案,之后又是李經羲保為云南巡警道等職,最后還是載澤、趙爾異保舉朝廷恩賞四品銜,任東三省清理財政監督官、鹽運使、大清銀行總辦及屯墾局局長。后來民國成立,熊希齡在袁世凱任大總統時出任總理(圖1-15)。卒于民國26年(1937年)葬于香港,后遷葬北京。

    熊希嶺自1908年離湘后,雖政務繁忙,但仍然時常掛念親手組建的瓷業公司和學堂事務,每次回湘都要過問瓷業進展,從來不曾忘卻。他不愧是醴陵近代瓷業的奠基之人,直到今天仍為醴陵瓷業界人士緬懷。

     



    標簽:   醴陵瓷業 熊希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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